世界卫生组织于今年7月14日发布的《2014年精神卫生地图集》显示，全世界每10个人中就有一人存在精神障碍。全世界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可能面临精神健康的困扰；而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中，约四分之三的患者得不到任何治疗。

到2030年，抑郁症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健康问题之一。世卫组织的研究也显示，全球抑郁症的年患病率约为11%。抑郁症的疾病负担已经位列全球疾病总负担的第四位，预计2020年其疾病负担仅次于冠心病，位居全球疾病总负担第二位。

为传递精神疾病预防、治疗和康复的知识，普及科学、正确的精神疾病治疗及康复理念，由健康报社、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共同主办、灵北公司支持的“精神卫生科普教育行动”近日在京启动。据悉，首批来自全国的24位精神学科医生成为此次科普行动的特聘专家。

抑郁症：侵害全身各系统的疾病

过去，人们常常把抑郁症说成是“心灵感冒”，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在会议中谈到：这个说法并不完全准确。“抑郁症不是单纯的情绪病，而是全身各系统的疾病。是全身各系统都开始停摆或者是出现了问题，心脏、呼吸、消化、泌尿生殖系统都出了问题，患者或许会出现躯体不适、食欲不好、睡眠不好、胸闷、气短等症状，并有非常严重的疲劳感，对这样的症状我们需要做更精细的区分。”

抑郁症给社会带来的经济负担也非常大。于欣教授说：“我们评价疾病负担不但是疾病可能造成的对寿命的减少，可能会造成过早地死亡；最重要是残疾，抑郁症造成的残疾是非常严重的，因为抑郁症很容易造成工作效率的下降，或者无法完成工作和社会功能。”此外，患者看病、住院对于财力、人力、物力的消耗也是巨大的。

治疗难点：患者往往不自知 专业医疗资源少

近年来，随着政府、媒体及各方的大力宣传及相关项目的开展，抑郁症等常见精神疾病的认知情况在中国有了逐步好转，但是“患者不自知，医生也难识别”的现状还很不容乐观。

“抑郁症患者中，只有10%的人寻求帮助，其中一半到医院看病，这其中又只有2%~3%到精神科就诊，其他都认为自己患的是躯体疾病。”教授说，精神科就诊的抑郁症患者只有大约10%是首次就医，即承认自己得了抑郁症，需要精神科帮助。其他都是多次在综合医院各科就诊，病情迁延不愈，最后转诊来到精神科。

与数量庞大的患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目前我国仅有精神科医师2万多名，专科医疗资源短时间内无法迅速增加，已成为目前公共卫生建设面临的严峻问题。在临床中，接触抑郁症患者第一关的往往是社区医院和综合医院的医生，但是由于医生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不高，导致患者经常被漏诊。而抑郁症患者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，将会导致抑郁症慢性化，或者发展成为较难治性病症，严重者还会出现明显的功能残疾，甚至自杀行为。

公众对抑郁症的认识误区还体现在用药方面，认为即使患病，也可以通过自我调节控制抑郁症，而不需要寻求专业医生及药物治疗。很多抑郁症患者治疗依从性差，担心吃药成瘾或人会变傻，对药物有恐惧心理。于欣教授表示：“抗抑郁药物绝不会成瘾，一些抑郁症患者出现脑部功能衰退，并不是药物引起的，是疾病本身对大脑造成的损害。抑郁症不能拖延、回避治疗，拖延时间越长，造成的损害越大，经过合理治疗，抑郁症是能够痊愈的。”

童年经历影响心理健康 贫困是致病高危因素

对于造成抑郁症的原因，于欣教授认为，很多病根可能起源于童年。“如果童年期间受到虐待或者父母的忽视，都可能会对其一生的心理状况造成影响。我们发现在出生到一岁的时候母亲的密切的呵护，包括皮肤的亲密接触、眼睛的对视，母乳的喂养等对孩子产生安全感建立都是至关重要的。如果出生到一岁的时候没有母亲在身边的照顾，对孩子将来的成长是非常不利的，他们将来长大以后罹患抑郁症的几率比正常人要高很多。”此外，如果童年时期是由父母之外的人来带养，这些孩子将很可能出现情绪方面的问题，留守儿童就是一个极为令人担忧的群体。

此外，国际上有研究显示，抑郁症的高危人群是女性；然而于欣教授提出：在中国，农村人口更加高危。“因为抑郁症往往侵害的是社会经济水平等差的人，并不是说时尚人士才得时髦的抑郁症，而是碰到突发事件没有更多能力应对的群体。”

麻省理工大学曾做过一个帮助改善贫困状况的项目，资助如埃塞俄比亚、孟加拉此类贫困地区，除资金帮助外还教授他们工作及生活技能，评估结果显示，在贫困状况得以改善之后，他们的精神卫生状况也有了显著提升，包括安全感、焦虑度以及对生活的满意程度。因此，改善贫困同样可以促进精神健康、改善抑郁情绪。